草案在理论上清理了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左的思想影响，纠正了表现在现行宪法中的不恰当的和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

针对这种情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作为行政裁量权的规制技术，通过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对行政裁量权进行限定、建构和制约，能够有效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并能保持行政裁量权的灵活性。

但是，当裁量基准违法时，法院仅能在其所审理的个案中将依据违法裁量基准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予以撤销，而不能直接宣告该裁量基准无效。所谓扎实推进，更加强调了推进的深度、力度和效果，要求进一步将依法行政工作抓得更深、更细、更实。前述《意见》将行政裁量基准分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两种发布形式，将作为行政立法的规章纳入其中，扩大了裁量基准的范围，显然是不妥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二是要充分考虑地方经验总结和国家法制统一的有机结合。

[9]在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行政执法案例，建设数字化案例库，深入展开大样本数据收集与分析，以大数据技术归纳执法经验，预判违法行为频段、危害后果大小和法律效果格次，为裁量基准文本制定输送客观性、可预测性参照结果，提升基准文本的科学水平。[5]此外，行政裁量基准不仅已经遍布行政处罚领域，还在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非行政处罚中广泛出现，[6]并且获得了全方位认可和接纳。党的领导通过组织设置、决策程序和人员构成等方面已经内化为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894年，孙中山领导成立的兴中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口号。1982年宪法还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每年都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关于俄国内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列宁原先是主张单一制的，后来考虑到俄国内部存在复杂的民族关系，转向联邦制，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

在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是平等的，并通过互相制约达成权力平衡。1982年宪法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制定的，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既充分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注意吸取国际的经验。

这两份文件都是起草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而非正式颁布的宪法。2000年制定并在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它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产生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这些举措对树立宪法信仰、推进宪法文化有重要意义。

坚定中国宪法文化自信、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宪法监督建设，继续推进八二宪法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为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幸福生活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明确写到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制度，但没有太多的条文进一步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中国宪法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此基础上，1982年宪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清末以来的制宪史说明，仅仅靠模仿外国体制，或者汲取所谓的普世价值，远远不能解决中国组织体制权力聚散和分配的问题。

1982年宪法在前几部宪法的基础上，增写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遵循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至于其他的民主党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

二、探索中国宪法道路的五个核心问题 （一）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宪法上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一个最为根本的首要问题是采用君主主权还是人民主权原则。（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家庭的行为准则和国家的规则准则高度一致，道德和政治互相渗透，国家与社会紧密结合，社会也因此被国家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人权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虚伪概念。西方传来的宪法理念在中国社会存在水土不服及如何结合与转化的问题。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指出，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反映在国家制度的问题上，就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势力所要求的三种不同的宪法，一是从清朝、北洋军阀一直到蒋介石国民党所制造的伪宪。他反对联省自治，提出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

在权力和权利关系中，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强调个体对抗国家，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四）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构形式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用何种国家结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从是否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角度主张单一制，反对联邦制，认为单一制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无产阶级进一步团结和联合的最好的结构形式。

1982年宪法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他认为，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反对革命的敌人。

早期共产党人谭平山在中国最早运用阶级论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并主张无产阶级民主。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合适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既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区别于且外在于国家的自主的社会，又不能不接受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现实。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求国家充当消极的守夜人角色，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既考虑到当前的现实，又考虑到发展的前景。一国两制突破了传统一国一制的宪法体制格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构形式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五）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体系 1954年宪法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共四章，确立了此后历部宪法的基本结构。

第二，西方政党组织松散，而中国政党组织严密。这既是中国和为贵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必然体现，也是缘于中国宪法不同于西方宪法的发展背景和发展路径造成的。

在清末的两个宪制性文件，可能还顾不上思考中央与地方这一重大问题。1978年宪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但还没有彻底完成拨乱反正。

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至今已40年。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是最早解说西方自由理念的人，他并没有将自由置为宪法的第一要素。

1920年至1924年间，部分省份掀起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西方政党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为推派候选人参与民主选举，进而影响民主政治运作，所集结而成的政治性团体。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应当在坚持宪法研究应遵循的共同学术逻辑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以来宪法发展的历史经验保持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敏感，设身处地地思考中国宪法的基本问题。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82年宪法可以说是符合罗文斯坦所说的原生宪法的概念的。

他说，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这种民主的核心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

他认为原生宪法是指包含了新的、真正原创性的、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和国家意志的形成具有原生功能的宪法。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单一制下地方自治的范畴，也远远超过了联邦制下各成员国的权力。